源頭治理破壁壘 數字賦能促公平
2026年04月28日 09:14 來源：中國政府采購報 【打印】 
——打造政府采購公平競爭“浙江樣本”
案例背景
——現實痛點與制度短板。浙江省作為中國經濟最活躍的省份之一，政府采購規模相對較大。然而，隨著采購規模的增長，政府采購領域的深層次矛盾也逐漸凸顯。近年來，在政府采購投訴舉報案件中，涉及公平競爭問題的案件不在少數，其中采購人設置差別歧視條款、代理機構亂收費、供應商提供虛假材料、供應商圍標串標四類違法違規行為尤為突出。
實踐中，采購人主體責任虛化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部分采購單位在采購文件中“量身定做”技術參數和商務條件，部分政府采購項目存在不同程度的排他性條款和串通投標行為，部分代理機構將評審專家勞務報酬、異地評審差旅費等本應由采購人承擔的費用轉嫁給供應商等。
——監管困境與技術挑戰。傳統的監管模式在應對新型違法違規行為時顯得力不從心。圍串標行為日益隱蔽化，從過去發現明顯報價規律性差異即可識別，發展到如今需要數字化等智能手段查核電子投標文件硬件信息是否相同。比如，浙江政府采購系統監測發現，某一項目不同投標人的電子文件上傳計算機MAC地址完全一致，但人工審查難以發現此類技術性關聯。與此同時，虛假材料識別難度大，認證證書、檢測報告等專業性強，采購人和代理機構缺乏有效的核驗手段，給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
——政策契機與創新初衷。浙江省財政廳深刻認識到貫徹落實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部署及《政府采購領域“整頓市場秩序、建設法規體系、促進產業發展”三年行動方案（2024—2026年）》工作機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總結前期專項整治經驗的基礎上，于2025年2月14日正式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政府采購秩序促進公平競爭的通知》。這項制度創新的核心目標是堵塞漏洞、完善制度，建立長效工作機制，維護政府采購市場公正公平、競爭有序，持續優化政府采購營商環境。工作的三大方向：一是聚焦違法違規行為，切實解決政府采購領域的突出問題；二是提升監管效能，運用數字化手段破解傳統監管瓶頸；三是服務發展大局，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提供“浙江樣本”。
案例內容
——主要內容。浙江聚焦采購人、供應商、采購代理機構三類采購當事人，圍繞編制采購文件、采購程序、履約驗收、監督檢查等關鍵環節，建立權責清晰、精準施策、技術賦能的全鏈條監管體系。
一是夯實采購人主體責任，不得設置差別歧視條款。浙江將壓實采購人主體責任置于首位，推出兩項措施。其一，設立采購文件編制“紅線”。明確列舉差別歧視條款的具體表現形式，如將非強制性資質作為資格條件、技術參數指向特定品牌、要求設立本地分支機構等；設定競爭充分量化標準，要求服務和工程采購原則上應有三家以上潛在供應商，貨物采購應有三個以上品牌參與競爭等。其二，建立采購文件“四審制”。預算金額達到公開招標數額標準的項目，在采購文件公開前，必須經過非歧視性審查、競爭性審查、采購政策審查和履約風險審查。這四項審查將公平競爭、政策功能（如支持中小企業、綠色采購）等要求，從外部監督內化為采購人的必經管理流程，實現關口前移。
二是規范采購代理行為，杜絕代理機構亂收費。針對代理機構收費不透明、亂收費等問題，浙江從收費來源、標準和公開三個角度進行規范。對于收費來源，明確嚴禁費用轉嫁，規定評審專家勞務報酬和差旅費應由采購人或集中采購機構承擔，不得計入代理費轉嫁給供應商。在收費標準方面，提出收費陽光化，要求代理機構必須在采購文件中明示收費方式和標準，并隨中標結果一并公開具體項目的收費金額。這一舉措將代理服務明碼標價，接受所有供應商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有效遏制私下議價、超額收費等亂象。此外，浙江還要求規范收取采購代理費用。供應商和采購人應按采購文件或委托代理協議約定及時、足額支付采購代理費用。供應商拒不支付代理費用的，采購代理機構可按照委托代理協議約定要求采購人協助處理。
三是加大投標（響應）資料審查力度，確保交易真實可靠。浙江要求加強供應商事前自查、評審結束后監督等。比如，增設復核窗口期，規定在評審結束后、合同簽訂前，采購人和代理機構必須對中標供應商提供的檢測報告、認證證書等涉及客觀分材料的真實性進行復核，并記錄歸檔。這在一定程度上可彌補因評審階段時間緊而難以詳查的漏洞。
四是加強大數據分析應用，防范供應商圍標串標行為。圍標串標行為隱蔽性強、取證難，是監管的難點。浙江在法律法規原則性規定的基礎上，在省級規范性文件中明確可直接認定為串標投標的具體技術情形和量化標準，并賦予采購文件據此作出無效投標規定的權限。比如，不同投標文件上傳計算機的網卡MAC地址、硬盤序列號相同；投標文件使用同一數字證書加密或電子印章；不同投標文件內容出現三處以上非正常一致性錯誤；不同供應商的聯系人或聯系電話一致等。同時，浙江利用大數據分析對這些情形進行自動預警、輔助評審，推動監管模式從“人工巡查”向“數據巡檢”轉變。
五是依法準確適用采購方式，不得違規實施單一來源采購。浙江嚴格約束采購方式的選擇權，特別是針對易發風險的單一來源采購，建立一套從依法選擇、內控管理到嚴格審批的全流程規范體系。比如，明確規定，只有在項目完全符合法定的單一來源適用情形，通常指因技術復雜、具有唯一性或不可預見的緊急情況等，導致只能從唯一供應商處采購時，方可采用單一來源采購。根據公開招標數額標準，設置不同的管控程序。對于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強制招標范圍的政府采購工程項目，如需采用單一來源采購方式，必須嚴格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及其實施條例的相關規定，確保適用合法合規。
六是推進部門合作和信息共享，強化監督檢查管理。浙江著力構建協同監管網絡，打破傳統政府采購監管中財政部門單打獨斗的模式。一方面，建立行刑銜接與信息共享機制。對涉嫌犯罪的案件，依法移送公安機關；對紀委監委、司法機關已查實的違法行為，財政部門直接采信并作出處理。另一方面，首創跨領域處罰結果采信規則。工程招標投標領域行政監督部門對評標專家、代理機構、投標人的處理處罰結果，在政府采購活動中直接采信、互認互通。這意味著在工程領域被取消投標資格的企業，也將無法參與政府采購，極大地提高違法違規的跨領域聯合懲戒力度，在全國具有領先意義。
——創新亮點。一是從被動糾錯到主動防控的管理模式創新。傳統的政府采購監管往往側重于投訴處理和事后檢查，屬于“救火隊式”管理。浙江通過采購文件“四審制”、大數據預警、合同簽訂前復核等設計，將風險控制的節點前移，把大量可能引發爭議和違規的問題遏制在萌芽狀態，構建“事前預防、事中控制、事后追溯”的主動防控工作體系，體現源頭治理和風險管理的先進理念。
二是從權責模糊到全過程清晰的責任體系創新。浙江通過可操作、可檢查的具體規定，細化各方主體責任，形成管理閉環。比如，清晰界定采購人在采購需求審查的具體范圍和職責，明確代理機構收費公開的具體要求和不得違規轉嫁費用等情形，設定供應商提供虛假材料、串通投標將面臨從合同違約責任到行政處罰乃至刑事移送的全鏈條責任。兩項整治期間，已累計作出行政處罰318件，移送違法違規項目101個。
三是從經驗判斷到數據驅動的監管手段創新。面對圍標串標等高科技化、隱蔽化的違法行為，傳統的人工評審和經驗判斷已力不從心。為此，浙江將大數據、硬件信息識別等數字技術深度嵌入監管規則，對串標行為的識別從主觀推斷變為客觀技術判定，大幅提升監管的精準性和效率。此外，浙江通過構建“數據共享—模型預警—核查處置—反饋優化”的智慧監管系統，將監管重心從事后糾偏前置到事前預防與事中干預，形成數據驅動、智能研判、全流程覆蓋的監管模式。兩項整治期間，系統已推送采購需求傾向性、評審標準設置不合理等智能提醒819條，在開標前及時提醒復核糾偏；系統累計抓取供應商信息異常、MAC地址一致、硬盤序列號一致等關鍵異常項目達271個，均在開標、評審現場推送，在資格審查和評審現場處置，有效助力政府采購監管工作。
案例成效
——應用效果。一是營商環境持續優化。采購文件中的差別歧視條款得到有效清理，市場準入門檻進一步降低。代理收費的公開透明，減輕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非經營性成本。浙江省政府采購市場的開放度、透明度和可預期性持續提升，經營主體獲得感增強。
二是交易成本切實降低。禁止代理機構轉嫁專家評審費，直接減少供應商投標成本。收費公開制度激發代理服務價格競爭和質效提升。大數據預警防范圍標串標，減少因圍標串標導致廢標等情形，節約社會交易成本和時間成本。
三是監管效能顯著提升。依托數字化平臺的大數據預警功能，能夠快速鎖定疑似圍標串標項目，監管精準度和響應速度實現質的飛躍。跨部門信息共享機制使得監管力量得以整合，對違法違規行為的震懾力空前增強。
四是公平競爭深入人心。通過持續的宣傳普法與案例警示，采購人、代理機構編制合規采購文件的意識和能力普遍提高，供應商依法誠信參與競爭的意識得到強化，公平競爭的文化氛圍正在加速形成。同時，浙江省財政廳編制《浙江省財政廳行政處罰案例匯編（2025）》，收錄供應商提供虛假材料謀取中標、設置特定合同金額業績作為評審因素、政府采購惡意串通謀取中標等典型案例，進一步發揮警示作用。
——推廣價值。一是系統性解決方案的范本。該案例針對政府采購領域長期存在的系統性痛點，提供了一套從理念到機制、從技術到責任的完整解決方案。其全鏈條監管的思路，對于全國其他地區深化政府采購制度改革、建立長效機制具有直接的參考價值。
二是數字化監管的先行探索。浙江將硬件信息比對、大數據分析等具體技術手段寫入規范性文件并應用于實踐，走在全國前列。這一經驗為各地破解圍標串標取證難問題提供清晰、合法、有效的技術路徑和法律依據，具有可復制性和可推廣性。浙江政府采購智能裁決系統自首創推出以來，現已在全國廣泛應用，覆蓋6省1市，取得顯著成效。
三是協同工作機制的成功實踐。跨領域處罰結果采信機制，是優化營商環境、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背景下，打破市場分割、實現協同監管的創新型制度安排。這一機制對于推動工程招投標與政府采購兩大市場的規則銜接和統一監管，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和推廣潛力。
（浙江省財政廳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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