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新生兒數量增多。隨之而來的，是不少寶爸寶媽們的煩惱：孩子不到3歲，幼兒園不收，自己又要上班，如果找不到合適的人照顧，該怎么辦？正在召開的省兩會上，這一問題也引起了代表、委員們的關注。

　　案例

　　孩子太小沒人照看

　　媽媽只能辭職回家

　　武昌謝女士已經辭職近半年。“沒辦法，孩子沒人帶啊！”昨日，她煩惱地對記者說。

　　謝女士是80后，去年生完孩子后，她就陷入焦慮之中：她的父母遠在外地，難以來漢幫她帶孩子；婆婆又在帶丈夫哥哥的孩子。她本想找個保姆，但一打聽，最普通的住家保姆月工資需要三四千元，專門照顧嬰幼兒的則要翻一番。她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我的月工資才六七千元，保姆的工資這么高，豈不是相當于我給保姆打工？”

　　她也問過多家幼兒園，得到的答復是，只收3歲以上的孩子。她和老公傻了眼，兩個人商量來商量去，最后決定謝女士辭職，專職在家帶孩子，等孩子滿3歲了再做打算。收入稍高的丈夫則負責賺錢養家。“看著他每天辛苦賺錢，我也很想幫忙分擔。如果有專門的托兒所就好了。”謝女士說。

　　據謝女士介紹，她家所在的小區，生完孩子就辭職、全職在家帶娃的媽媽約有一半。一些因經濟原因不能辭職的媽媽，也希望換個能兼顧照料孩子的工作。

　　“確實是有不少家長，到幼兒園來問能不能收低齡幼兒。”昨日，省政協委員、省直機關第三幼兒園黨委書記袁芒說。教育部門規定，幼兒園只能招收3歲以上兒童。而且，公辦優質幼兒園，目前連3歲以上兒童的學位都不能很好地滿足，更別提3歲以下的孩子了。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去年通報，2017年，全國新出生嬰兒1758萬，二孩占比超過50%，新生兒入托需求不小。一項調查顯示，60.7%的一孩媽媽因為沒人看孩子，而不愿生育二孩。在有關部門組織的網上調查中，88.15%的家庭需要嬰幼兒托育服務。

　　現狀

　　托育服務需求龐大

　　相關規范存在空白

　　省政協委員、武漢市婦聯副主席魏靜，對托育問題的關注來自于對二孩的相關調研。她發現，托育難問題不僅發生在二孩家庭，有嬰幼兒的家庭幾乎都面臨這一難題。

　　這些孩子怎么辦？魏靜說，她在調研中發現，多數家庭通過三種方式來解決：一是請家里的老人帶。但老人和年輕父母育兒理念不同，容易滋生家庭矛盾。而且隨著晚婚晚育現象的普及，老人普遍年齡偏大，難有精力照顧孩子；二是請保姆。但市場上稱心如意的保姆較少，其工資也讓普通家庭難以承受；三是媽媽全職在家帶娃。但長期在家帶孩子的媽媽容易與社會脫節，也不利于她們的身心發展。

　　袁芒也介紹說，由于沒有公辦托育機構，市民只能選擇民辦托育機構。而民辦機構收費自由度高，服務品質卻沒有相關標準和規范評價和約束。

　　其實，在我國的社會發展歷程中，托育機構曾長期存在。計劃經濟體制時代企事業單位辦的托兒所，留下了不少人的幼年記憶。魏靜說，她也是在托兒所長大的。隨著經濟體制改革，企業半社會的現象成為歷史，托兒所已難覓蹤影。但政府的公共職能不能缺位。但目前還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對0到3歲嬰幼兒的托育問題進行監管，也就難以對托育機構的硬件標準、師資力量、從業人員職業規范等進行系統的規范。

　　對策

　　學習外地成功經驗

　　做好幼兒托育服務

　　魏靜表示，國內部分地區已在嬰幼兒托育方面取得成功經驗。例如2018年，上海在全國率先出爐0至3歲嬰幼兒托育的“1+2”文件，填補了政策空白，構建起首個嬰幼兒托育服務體系，對托育機構選址、功能、供餐、安全、班級規模、人員配置等，提出了統一標準。

　　魏靜曾專程赴上海考察。她說，上海將托育列入市政府實事之一，由副市長牽頭，教育部門主管，多部門參與。另外，四川省也于2018年起草《關于加快推進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出大力發展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

　　魏靜建議，湖北省應首先明確托育機構的主管部門。如果由教育部門主管，可以將側重點放在學前教育的延伸上；如果由衛生健康部門主管，可以將側重點放在孕產期保健和嬰幼兒教育上。這一工作還需要其他多個部門共同配合，營造有利于托育機構發展的綜合體系。

　　對于托育機構的設置，一方面可以鼓勵大型企業、園區、商務樓宇參與，采取企業單位提供場地，政府出資購買服務，社會組織運營，個人、物業單位和政府分擔等多種形式，鼓勵企業、園區、商務樓宇參與托育，服務員工；另一方面，可以在條件具備的社區建立托育點，或者將托育點與社區托老點有機結合，實現托育服務的大面積覆蓋。

　　記者了解到，本月12日，湖北省育嬰行業協會、省質量技術監督培訓中心、省兒童中心等組織，聯合多家托育早教機構，啟動《嬰幼兒日間照料托育機構服務規范》地方標準的制定工作。其中規定：托育機構建筑面積不低于360平方米，幼兒人均建筑面積不低于8平方米；主出入口、幼兒生活及活動區域確保監控全覆蓋等。湖北也因此成為中部地區首個啟動制定嬰幼兒托育工作地方規范和標準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