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聯網時代，政府部門必須建立一個為自己決策服務的，目的在于尋求更好決策方法的超級大數據系統。政府應當更加關注信息公平、共享，保護民眾的參與，同時加強企業和民眾的合作，以此打破行政壁壘，轉變干部作風，建立開放共享的服務型政府和政府治理與服務平臺。

　　互聯網的出現并沒有從根本上顛覆市場的內在規律，例如，滴滴打車確實給乘客帶來了出行便利，但并沒有改變司機與乘客之間的服務與被服務關系，也沒有改變價值規律的作用。但是，服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的具體表現形式發生了深刻變化，通過觸摸系統、定位系統和尋呼系統，服務者與被服務者的需求對接更加準確、即時和便利，這使在其中充當調解和監管角色的政府治理方式也將發生深刻的變革。理解這種關系的變革，對于重新定義互聯網環境中的政府與市場邊界非常重要。

　　互聯網改變了政府治理環境

　　互聯網環境中的政府與企業。眼下，全球信息化正在朝著高端方向發展，主要特征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基礎上，智能化正粉墨登場，企業的經營模式被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在發生深刻變革。分享經濟、跨界整合等諸多新的經營模式以及移動出行、互聯網金融、移動醫療等互聯網技術廣泛應用，有可能會顛覆傳統的企業概念、社會生活內涵、政府治理方式等，進而重構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的新模式。政府用傳統的報紙、廣播、電視等手段來宣傳政策法規正被微信、微博等新媒體取代，政府用實體手段提供服務和管理也讓位于互聯網服務域管理。在這樣的環境中，政府若要實現華麗“轉身”，就必須依賴大數據支持，打破現有的數據分割體制，構建共享平臺，實現政府流程的再造。

　　政府公共服務外部性被賦予新的內涵。按照傳統公共管理的理論，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基本責任和職能，因為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如路燈、燈塔，任何人都是可以使用的）。這是公共管理理論長期堅持的基本觀點，也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和稅收理論的基礎。現在人們看到，在互聯網的發展過程中，一些網絡平臺，諸如百度、谷歌盡管是私人公司創辦的，但任何人都可以上網搜索和使用，并不必為此付費。擁有數億用戶的“微信”也是免費提供的，它甚至成為當今人們交流的主要方式。由此要問，在這些領域，公共與私人公共服務的邊界在哪里？在這里，政府、企業和社會的邊界變得不是清晰了，而是模糊了。在模糊的基礎上，重新界定它們之間的職能和關系預示著公共管理、市場管理和社會治理方式方法及其理論都將發生革命性的進步。

　　組織方式的日趨平臺化。進入新世紀以來，計算機技術日新月異。社交網絡、傳感器網絡以及企業、學術部門、政府機構、社會組織儲存了巨大的數據，那里面有人、有時間、有地點、有事物、有事件，國際國內，古往今來，彼此之間還相互關聯。大數據每年以60%以上的速度在增長。在數據儲存和處理能力不斷提升的同時，計算機的各種認知能力不斷擴張，如觸覺、視覺等，它將與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一同發展，并與人類互動。過去，人類通過個體和集體以及傳統的通訊方式建立的市場體系正在被改變。

　　互聯網環境下的政府治理趨勢

　　多元治理主體下的新型“共識”。隨著平臺化趨勢，互聯網時代不太可能產生這樣的“共識”，即“人人都滿意”“人人都同意”，因為這是一個主體多元的時代。在利益多元化和社會信息化時代，政府必須以一種開放的心態看待“共識”問題。互聯網將大大提升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的協同效率，各級政府及其領導干部對此必須有深刻認識和長遠的預見性，并積極擁抱互聯網。大數據可以提升政府決策的科學性，使其及時準確判斷形勢。

　　經驗決策模式遭遇大數據困境。一些政府部門目前不掌握有關互聯網的全部數據，也不掌握互聯網帶來的商業運營情況，如果仍以傳統的經驗決策來面對大數據決策，很可能陷入決策的信息不對稱風險，造成決策失誤。互聯網時代最具有革命性的一項發展是消費者、企業的方方面面的供給與需求幾乎都可以量化，數據成為決策的主要依據。服務平臺可以通過匿名手機信號等方式，來實時獲取消費者的數據，在時間和空間上開展深入分析。政府“朋友圈”是政府利用目前較為普及的微信“朋友圈”主動公開政務信息和提供服務，以提升自己的服務水平，建設服務平臺。這也是實現政府流程再造的重要途徑。

　　市場機制在新技術環境中得到優化。政府決策部門目前主要還是通過座談會、實地考察和基于媒體收集的各類評論等方式來分析問題，缺乏即時認知，也缺乏大數據分析。這個時代少了數據，就沒法決策，尤其涉及以數據為基礎的互聯網各類商業模式，沒有精確的數據，就難以決策。從這個意義上說，個體人類的認知能力已經不是亞當·斯密思考市場機制時的潛意識里的那種個體的認知能力。由于互聯網，亞當·斯密所謂的那只以前“看不見的手”，現在或隱或現，比以前更加清晰了。在這個過程中，市場機制的設計就自覺不自覺地得到了優化，比以前更有自覺性，為政府治理提供了技術支撐。

　　互聯網環境下的政府流程再造

　　適應互聯網環境的決策模式。互聯網時代，消費者消息靈通，選擇空間大，消費需求苛刻，加上企業之間競爭激烈，就要求企業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和便利。數字打假在許多國家已經成為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并成為政府治理的重要目標。數字打假成功地節省了政府的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數字技術的發展與成熟，正在改變人們原有的消費需求模式。數字時代的新消費模式正在打破原有的舊模式。這是當前認識互聯網對政府決策影響的前提。

　　應對互聯網環境的“馬背原則”。“馬背原則”講的是在許多美國西部大片中看到的情景：騎在馬背上的牛仔將馬勒住，對周邊情景進行一番觀察，好決定下一步的行動，因為他處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政府角色是互聯網時代的角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政府角色。對于迅速變化的互聯網和消費者以及企業來說，政府要想使自己的政策奏效，就必須成為馬隊中的一員，而不是臨時叫來救火的“消防隊”。許多新事物、新業態，與其馬上規范，不如給它們一個發育的時間和空間，待趨勢明了再做決策，豈不更好？

　　構建互享信息，互信互利的合作平臺。在互聯網時代，政府部門必須建立一個為自己決策服務的、目的在于尋求更好決策方法的超級大數據系統。當前我國搭建統一數據平臺的關鍵是政府各部門、各地區之間信息不能有效共享，大數據在當前遇到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體制機制問題。國家治理體系依賴于制度建設，應當從制度建設入手來重構政府、市場、社會之間的互動與協同治理體系。要緊緊圍繞“透明、參與、協同”的原則來完善制度體系和政府的治理水平，提高企業信息的開放水平和全社會的參與水平。政府應當更加關注信息公平、共享，保護民眾的參與，同時加強企業和民眾的合作。以此打破行政壁壘，轉變干部作風，建立開放共享的服務型政府和政府治理與服務平臺。